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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上海是1949年5月解放的。那時我是上海交通大學應屆畢業(yè)生。在革命熱潮的召喚下，一部分同學報名參軍，隨解放大軍，南下接收城市；一部分同學北上恢復東北工業(yè)生產(chǎn)。我屬后者。經(jīng)華東革命大學短暫培訓后，抱著建設新中國的美好愿望，踏上去東北的列車。
　　路上五天五夜奔波，終于到了沈陽，那時候的沈陽還很蕭條。在離火車站不遠的馬路灣東北工業(yè)部大樓里，我被分配到人事處工薪科。這是我進入社會后第一份工作。
　　科長名王斐，山東人。高高的個兒，瘦長的臉，中學文化程度，1938年參加革命。為人樸實，文字不錯。科里十來個人，多數(shù)是剛畢業(yè)的大學生。他善于發(fā)揮集體力量，組織大家完成制定工資標準、技術標準、工資等級、計件獎勵制度以及全區(qū)調資工作。
　　開始我還鬧情緒要求去基層，在他耐心幫助下，我安下心來。他讓我和另一位同志去旅大市（現(xiàn)大連市）負責全市調資，給我們年輕人壓重擔。在學習小組里都不愛發(fā)言的我，一下子要在上千人調資大會上講話，真有些難為我。沒有辦法，只能硬著頭皮去講，下面聽會的人竊竊私語：這是不是延安來的小干部？可當時我就是個白丁，連團員都不是。后來醒悟，科長是在錘煉我。
　　處長是林澤生、崔慶元。林澤生大學畢業(yè)，一輩子謙虛謹慎，為人正派。我們下廠調查歸來，他必親自聽取匯報。有一年除夕，我們幾個年輕人組織了一場晚會，請他來參加。我設計了一個節(jié)目，在地上擺了些啤酒瓶，讓大家從中爬行過去，不準碰倒酒瓶，他也照做不誤，只是說了句“把我們當猴耍了”，并無不悅之色。
　　1950年，有位同學結婚，他寫了副對聯(lián)：“有人說結婚是戀愛的墳墓，我們說結婚是革命的開始。”還送來了一箱飲料。他晚年和我都住在北京蔣宅口的小區(qū)里，我八十了，他還叫我“小馬”。
　　我們這些上海學生來時都穿著洋裝學生裝，和那些機關干部穿的不一樣，他們都穿舊棉襖和洗得退了色的干部服。我們覺得自己有點特殊，不合群，我牽頭打了報告給林處長，請他照顧我們發(fā)幾身或賣幾身舊棉襖給我們，林處批了，穿上舊棉襖后我們真開心。
　　再說說東北工業(yè)部的幾位部長，排名是“王呂安樂”。王是王鶴壽，呂是呂東，安是安志文，樂是樂少華（“三反五反”中自殺）。王鶴壽絕對是恢復重建東北工業(yè)的大功臣，我記得東北工業(yè)在他領導下搞了幾項中心工作：如創(chuàng)紀錄運動、大規(guī)?；窘ㄔO、提高產(chǎn)品質量……
　　1953年，大區(qū)合并，他任中央重工業(yè)部部長。在廠礦長會議上，他作了至今令人記憶猶新的報告《三件事和三百件事》。三件事就是計劃管理、責任制和技術管理。他運用毛澤東思想關于抓主要矛盾的理論來指導工作，影響深遠。
　　他為人嚴肅，但對我們這些小兵又十分和藹可親。每周末總要來職工舞會上坐坐，和大家聊聊家常。他說，東北工業(yè)部取得成績，主要經(jīng)驗是用人之道——老干部加大學生。
　　呂東也是我敬仰的老領導。他是東北大學學生，“九一八”事變后流亡內地，曾當過延安造幣局局長。他思維敏捷，能力過人。有一次他作報告前三分鐘才來，他把口袋里的香煙紙打開，在不足20厘米見方的小紙上密密麻麻寫了“一二三四”“ABCD”的提綱。人到齊了，他一口氣作了三小時報告。整理下來，是一篇有理論有內容的重要講話，如果分割開來就是幾篇社論。
　　呂東在文革中被打倒，在秦城監(jiān)獄關了好幾年，其妻齊列也被迫害致死。但他出來以后仍像過去一樣朝氣蓬勃抓工作。文革后，他在首鋼煉焦爐前見到我，老遠就叫出我的名字：怎么你棄文從武了？他也和王鶴壽一樣，周末喜歡和職工共樂。晚會上見到我們年輕人沿用部隊的稱呼：“小鬼”。
　　還有計劃處副處長袁寶華，在馬路灣時，他和妻子朱傲石結婚不久，經(jīng)常和我們一樣下小館子。馬路灣附近有一家賣餛飩、面食的小店，只有十來個座位。我們這些學生去那里，常看到他倆的身影。
　　東北工業(yè)部有小灶、大灶兩個食堂。小灶專供部、處長食用，大灶是一般干部。我們來后，人事處專門寫了張紙條：我處來了四位大學生，請解決小灶。比我們早來的同學已和部、處長一起在小灶食堂共餐。后因小灶安排不下，給我們另設了中灶，有大米飯吃。
　　袁寶華原來在延安中央組織部工作。他北大肄業(yè)，作風細膩，詩文俱佳，寫得一手好字。我們都十分欽佩他。有次有關開展先進生產(chǎn)者運動問題，他要我匯報。沒想到他竟然認真聽取并一句不落地記了下來，其一絲不茍的精神令人折服。
　　朱镕基當時是他手下的一般干部，1950年清華大學畢業(yè)。他一來就顯示出不一般的能力。他下基層，不找領導直接扎到車間去了解情況，最后再找領導和有關部門核實，寫出來的報告能針砭時弊，一針見血，為袁寶華賞識，1952年就被提拔為副主任。當時這一級干部幾乎都是三八式的。
　　還有一位老干部，基建處副處長葉志強。他只比我大五歲，當時也就二十七歲。他是從北滿來的，年輕有為，作風大膽潑辣，指揮基建隊伍千軍萬馬,攻克鞍鋼三大基建工程，功不可沒。老年和我同住一個小區(qū)里，早早去世了。
　　要講的人太多了，如重工業(yè)部的高揚文、劉彬、徐馳，東北工業(yè)部的韋涵光……他們有的已去世了，個別活著的也九十、一百歲了。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是我學習的榜樣，他們的為人是我的標桿，他們是真正的共產(chǎn)黨員。雖然他們經(jīng)受了戰(zhàn)爭的考驗和文革的摧殘，但他們始終不忘初心，嚴格按黨員標準要求自己，在生命的余光里，奮斗拼搏，奪回損失的時間。在他們的晚年又作出了新的貢獻。
　　王鶴壽生前為中紀委書記，呂東、袁寶華為國家經(jīng)委主任，林澤生為冶金部副部長、中國有色金屬工業(yè)總公司副董事長。袁寶華已百歲了，今還健在。
　　為什么當時我們那些年輕的大學生如此敬仰這些黨的老干部呢？因為他們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和思想品徳征服了我們。
　　黨的十八大以來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身體力行、率先垂范，堅定推行全面從嚴治黨，整飭黨風，嚴厲懲治腐敗，帶頭貫徹八項規(guī)定，克服奢靡之氣，贏得了黨心民心。
　　我們熱切盼望解放初期那種黨員領導干部求真務實節(jié)儉樸素和群眾打成一片的作風能再現(xiàn)。我們的黨和國家就有希望，中國夢一定會實現(xiàn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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